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,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,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: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,俘敌(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)四千余人,缴枪四千余支,炮二十余门;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,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;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,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;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,筹款三十多万元,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;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,宣传党的抗日主张,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,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。五月二十一日,天津太阳城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。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:一、准备七大;二、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。天津太阳城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,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。指出: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针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,团结友军。关于发展自己,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抗战,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。关于团结友军,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,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。在反磨擦中,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,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,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。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,明年准备发展,并占领一批小城市,在获得美国配合时,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。这时,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。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。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,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,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。⒄《天津太阳城选集》第2卷,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,第759、761页。三月十一日,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。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。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,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。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,夺取长汀城,消灭郭凤鸣部。十四日,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,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,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,歼敌两千余人,缴枪五百余支,击毙旅长郭凤鸣,乘胜占领长汀城,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。⒇《贺子珍的路》,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,第214页。这两个文件,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。这正是天津太阳城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。对它的意义,王观澜评论道:“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,拥护的人就多了,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。地主、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”(26)《矛盾论》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,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。他指出: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: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;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。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。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。(29)天津太阳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,1938年2月28日。天津太阳城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,是长篇论文《民众的大联合》,连载于第二、三、四期上面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。他说:“俄罗斯打倒贵族,驱逐富人,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,红旗军东驰西突,扫荡了多少敌人,协约国为之改容,全世界为之震动。”对当地的老乡,天津太阳城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:在韶山,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、少奶奶的牙床,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。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,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“二民主义”,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,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,取消了“民生主义”。在银田寺,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,活埋四人,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。七月二十一日,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。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。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,周恩来、天津太阳城、朱德、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:“我们认为,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,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,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,即以毛任总政委。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,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,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,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。”(44)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,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:这将“弄得多头指挥,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”。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,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”。信中坚持由天津太阳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,强调“有泽东负责,可能指挥适宜”。(45)“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。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,和蔼亲诚的态度,使我们景仰钦佩。”(35)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,并送来综合报告后,天津太阳城在二十日复电林彪:⒇天津太阳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,1943年8月30日。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,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,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: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,俘敌(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)四千余人,缴枪四千余支,炮二十余门;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,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;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,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;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,筹款三十多万元,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;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,宣传党的抗日主张,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,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。(27)《萧劲光回忆录》,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,第202页。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,1939年2月8日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,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,是天津太阳城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。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,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。但是,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——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,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,力量仍嫌不足,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,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。经过再三考虑,天津太阳城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、粟裕并告刘邓,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、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,决定由陈毅、粟裕立即赴鲁西南,统一指挥包括第一、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,组成华野西线(也叫外线)兵团,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。天津太阳城估计,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,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。在这种情况下,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,就可以从“反对方向钳制敌人”,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。⑾洛甫、天津太阳城致周恩来、朱德等的电报,1937年10月19日。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,天津太阳城根据局势的发展,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,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,合理布局,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。一九二二年十月,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,天津太阳城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。⑩ 曾志:《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》,《缅怀天津太阳城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,第400、401页。⑾洛甫、天津太阳城致周恩来、朱德等的电报,1937年10月19日。天津太阳城这次病得很重。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,他对曾志说过: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,总算过了这道“鬼门关”。国民党却造谣说,他已死于肺结核病。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天津太阳城病故的误传,第二年初在《国际新闻通讯》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,对天津太阳城作出很高的评价: 你会在天津太阳城上玩吗?